pp电子【再读毛选】谢茂松：在延安整风运动的三篇经典著作，解决了什么问题？
中国科学院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编者按：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党中央高层找到了同志的正确思想，也在组织上确立同志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要将同志个人的正确思想转化为全党全军普遍接受认同的、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还有很长一段路。
在延安时期，同志于百忙中在窑洞写就并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其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组织起来》等，对全党全军同志而言，不啻是焕然一新的一次伟大的认知革命，也是中国人思想史上由古代、近代迈入现代的标志性篇章。
时近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观察者网邀请著名学者谢茂松同志重读同志延安时期这几篇光辉著作，细细品味，含英咀华，有利于提升我们在新时代面对种种困难挑战时的思考力及战胜敌对势力的信心和勇气，并一起深情缅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1941年5月在延安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时，中国领导中国革命虽然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王明的教条主义挟共产国际之威，在党内还在流行。王明的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严重脱节，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本身没有得到理论的提升。
虽然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内政治、组织、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党内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还认识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提倡。以当时的《解放日报》为例，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相关消息，分别发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而的讲线年之后，中国的党员中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只剩下数万人，而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初，党员已迅速发展壮大到近百万人，但新党员有各种成分，新党员思想的纯洁性教育问题变得突出，还有新老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也同样变得突出。
此外，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早在1939年，就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加以封锁，到1942年更是加强封锁。日军则在1941—1942年对华北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这些成为党所面临的巨大困难。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指出：“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加强党内教育、整顿作风的工作，在看来也是“巩固内部”的工作，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历史上遇到几次重大困难、危机，每次都能通过调整、改变而转危为安，并迎来下一阶段的发展、壮大。如1927年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1934年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进行长征pp电子，在湘江血战之后四渡赤水，最后到达陕北，进而在西安事变之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延安整风，是中国面对巨大的困难与挑战，再次激发出其内部的强大生命力，创造性地找到全党通过教育、学习来整顿、改变党的作风的道路。提出，作风的整顿、改变包括“学风、党风、文风”，都“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每个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
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改变了干部队伍的作风，锻炼了党性，带来党内政治生活的极大提升。全党通过思想、路线的高度统一而形成了组织上空前的团结，为抗战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好了思想与组织的准备。由于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彻底清除，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作为全党政治领袖与思想指导地位达到了应有的统一。延安整风的干部教育学习的成功经验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党的成功的路径依赖。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从学习入手pp电子，成为党的传统、惯例，成为后来成功的历史路径依赖。
指出当时党内存在三个方面的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三个缺点是“极坏的作风”。
其一就研究现状而言，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周围环境，即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方面,还没做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而是“瞎子摸鱼”，满足于一知半解，“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
其二就研究历史而言，不论是中国的历史，还是战争以来的中国史，近百年的还是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是漆黑一团。很多人是言必称希腊，却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割断历史，不懂得中国。所以，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与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都是不浓厚的。
其三就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言，只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抽象而无目的，不会用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不会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结果造成理论和实际分离。“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这样在学生中所造成的一种反常心理就是“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当年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教授的书本政治学、书本经济学问题的批评放在今天依然有效。
将以上三种缺点归之为主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与主观主义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要使同志们懂得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最后，平实而又充满自信地说：“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篇基本文件。文中明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学风、党风、文风这三者的关系中，学风和文风是针对党内而言的，也都是党的作风，即三者都是党风。整顿党风的意义在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就是《论语》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基于学风也是党风，《整顿党的作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基础上，对于主观主义这一不正派的学风又做了进一步的批判。《整顿党的作风》指出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进一步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的问题：“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我们身为中国员，不能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不能只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
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说：“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我们看到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经验性的知识，也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两种不完全的知识对应我们党内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前者对应教条主义，后者对应经验主义。两种知识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能产生比较完全的知识。认为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党内的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还指出有许多同志天天念“理论和实际联系”，实际上在行动上并不去联系。联系是要“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形象、风趣地批评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叹“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射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箭”，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讲完了反对主观主义尤其要攻破教条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之后，接着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宗派主义的问题。宗派主义首先就是性，只见局部利益，不见全体利益，忘记了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预防宗派主义，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
分析，闹“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这种人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批评“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倾向，还包括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反对宗派主义倾向，还包括处理好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党内的相互关系，都要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在党外关系上，也要消灭宗派主义倾向。
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该同时并进。他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是指“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pp电子，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强调：“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
1942年4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思想斗争的火力”，“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提出要“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三篇基本文件。将党八股看成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并形象地将党八股譬喻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可以躲起来的藏身之地。“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这是更为形象的譬喻。形象的譬喻背后，是对于党八股的文风较之于学风、党风所具有的精微性的洞悉。
分析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说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在分析第四条罪状时，讲到了宣传，认为不只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这是对于宣传工作的本质的最为深刻、透彻的认识。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满足于、现象罗列的低级、庸俗的概念游戏。批评这是“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进而，他自问自答：“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进而深刻揭示了如何观察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再到对问题加以分析、综合，从而揭示出事物的内部联系，最终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pp电子，就不是的方法所能济事。”
1942年4月21日在复电周恩来时说：“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新时代与延安整风有着深刻的精神继承。
延安整风之前，党内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在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及其对全党的指导意义还认识不足，没有大张旗鼓地明确提倡。延安整风之后，党内的教条主义得到彻底清除，思想得到大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的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得到最终确立。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既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的作风”，又展望“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新时代对标延安整风精神，是要把新时代放在历史的纵深中，以及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中来考察，后者尤其体现在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以及2020年以来的抗疫等两次大的斗争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是领导人的定力、战略思维与思想上。
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pp电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新创造的智慧结晶，正如习所说“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
习在2017年1月5日的重要讲话中，凸显了“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如同当年延安整风时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在延安整风时强调研究历史，强调当时身处“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习以历史的纵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已有的中国历史往上节节贯通，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强调顾全大局，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新时代的“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与延安整风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新时代的反“”，尤其是反对官僚主义、无疑与延安整风的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